柯靈：遙寄張愛玲

柯靈：遙寄張愛玲

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

這是《金鎖記》裡開頭的一段。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髮，回看那逝去的光陰，飛揚的塵土，掩映的雲月。

70年代末葉，我從一場惡夢中醒來，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梨禍棗的奢侈了。每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我照例興沖沖地親自簽名包紮，跑郵政局，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兒」分送朋友。1980年春，感謝香港昭明書店，給我印了一本裝幀、排印、紙張都很漂亮的《選集》，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獎飾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在扉頁鄭重地寫上「愛玲老友指正」，準備寄往美國。但我隨即聽說，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幾乎擯絕交遊。我這才猛然清醒：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混的一個紀念。

國內實行對外開放以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唐詩忽然走紅。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所謂「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僭稱「愛玲老友」，天外郵書，大概難免落謬托知己之譏。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嘗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註銷，卻是事實。她的著作，40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她近三十年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經大體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唐文標的《張愛玲研究》、《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書，我手頭都有。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歲月》，我也找來讀了。我自己忝為作家，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哪怕只是一位，這樣對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1943年，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日本軍事佔領下的淪陷區。當年夏季，我受聘接編商業性雜誌《萬象》，正在尋求作家的支持，偶爾翻閱《紫羅蘭》雜誌，奇跡似的發現了《沉香屑──第一爐香》。張愛玲是誰呢？我怎麼能夠找到她，請她寫稿呢？紫羅蘭囗主人周瘦鵑，我是認識的，我躊躇再四，總感到不便請他作青鳥使。正在無計可施，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出版《萬象》的中央書店，在福州路晝錦裡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裡，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樓下是店堂，《萬象》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裡，隔著一道門，就是老闆平襟亞夫婦的臥室。好在編輯室裡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楊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現在《上海抗戰時期文藝叢書》的實際負責人之一），不至擾亂東家的安靜。舊上海的文化，相當一部分就是在這類屋簷下產生的。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裡，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裡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脅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會見和談話很簡短，卻很愉快。談的什麼，已很難回憶，但我當時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雖然是初見，我對她並不陌生，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萬象》寫稿。

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這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環境特殊，清濁難分，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裡跳交際舞。──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乾不淨的報章雜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於替自己撐場面。上海淪陷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鄭振鐸隱姓埋名，典衣節食，正肆力於搶購祖國典籍，用個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歸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勸說張愛玲，不要到處發表作品，並具體建議：她寫了文章，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由開明付給稿費，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時開明編輯方面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夏囗尊和章錫琛老闆留守上海，店裡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為編輯，實際在那裡韜光養晦，躲雨避風。王統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調孚、周振甫、顧均正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過於冒昧。也是事有湊巧，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徵詢意見。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一折八扣」書，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質量低劣，只是靠低價傾銷取勝，中央書店即以此起家。我順水推舟，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裡的書目，供她參閱，說明如果是我，寧願婉謝垂青。我懇切陳詞：以她的才華，不愁不見知於世，希望她靜待時機，不要急於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說她的主張是「趁熱打鐵」。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那就是《傳奇》初版本，出版者是《雜誌》社。我有點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

《萬象》上發表過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現在已不成為秘密，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同時對《連環套》提出嚴格的指責。一褒一貶，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目標是同一終點──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麼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憑這幾句話，也可以幫助瞭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張愛玲的反應，是寫了一篇隨筆，遠兜遠轉，借題發揮，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不！」很久以前，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後來收在散文集《流言》裡。現在經過迢迢四十年，張愛玲本人對《連環套》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批評。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我在1978年寫的《懷傅雷》一文中，已經提到這件事，這裡不再重複。

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說到：傅雷的文章一經刊出，《連環套》就被「腰斬」，以後張愛玲也不再在《萬象》出現。他看到了事實，卻沒有闡明真相。《連環套》的中斷有別的因素，並非這樣斬釘截鐵。我是當事人，可惜當時的細節已經在記憶中消失，說不清楚了。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實為證。

張愛玲把小說《傾城之戀》改編為舞台劇本，又一次承她信賴，要我提意見，其間還有個反覆的修改過程。我沒有敷衍塞責，她也並不嫌我信口雌黃。後來劇本在大中劇團上演，我也曾為之居間奔走。劇團的主持人是周劍雲，我介紹張愛玲和他在一家餐館裡見面。那時張愛玲已經成為上海的新聞人物，自己設計服裝，表現出她驚世駭俗的勇氣，那天穿的，就是一襲擬古式齊膝的裌襖，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捲的雲頭──也許是如意。長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裡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這種款式。相片的題詞：「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頭之一，交際場上見多識廣，那天態度也顯得有些拘謹，張愛玲顯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這台戲後來在新光大戲院上演了，導演是朱端鈞，當年上海的四大導演之一，飾流蘇的羅蘭，飾范柳原的舒適，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事後我因此得到張愛玲饋贈的禮物：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我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桑弧見了，用上海話說：「赤刮刺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導演，張愛玲的熟朋友。──但這是後話。

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兩次被日本滬南憲兵隊所捕。第一次幸而沒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禮──嚴刑拷打，卻聽夠了被害者受刑時那種錐心刺骨的號叫聲。京劇《文昭關》裡描寫伍子胥一夜間鬚髮變白，我此時才有些親身的體會。憲兵隊在貝當路，人們談虎色變，諱言其名，稱之為「貝公館」。地點在美國學堂舊址，原來是雪白的建築，碧綠的草地，純潔得像天使；對門是莊嚴肅穆的國際教堂，紫醬色的斜屋頂，牆上爬滿長春籐；貝當路幽雅安靜，是情侶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於什麼心理，挑選這麼個環境來開設他們的現世地獄。我被釋放時，恰像剛從死亡線上脫險，對那個環境感覺特別靈敏，覺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裡，又看到張愛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難時曾來存問，我立即用文言復了她一個短箋，寥寥數行，在記憶裡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寫作，很難有這種激動的心情。這事情過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機會讀到《今生今世》，發現其中有這樣一段：「愛玲與外界少往來，惟一次有個朋友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愛玲因《傾城之戀》改編舞台劇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問過他家裡，隨後我還與日本憲兵說了，要他們可釋放則釋放。」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回事。一時間我產生了難分難解的複雜情緒。在此以前，我剛好讀過餘光中針對胡蘭成的人品與文品而發的《山河歲月話漁樵》。抗日戰爭是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而胡蘭成的言行，卻達到了顛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極致，餘光中對他嚴正的抨擊，我有深切的共鳴。因為我個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堅實的論據。但是對張愛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傳奇》再版序言，1944年8月。）張愛玲是敏感的，預言彈指間成為現實。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以後，戰火依然瀰漫神州大陸，的確是「更大的破壞」，但破壞不等於毀滅。古老中國和她的兒女，都在經受水深火熱的考驗。──張愛玲也在經受考驗：內外交困的精神綜合症，感情上的悲劇，創作的繁榮陡地萎縮，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現，就像放電影斷了片。

全國解放，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但事實不像她設想的那麼壞。抗戰勝利初期對她喧鬧一時的指責早已沉靜，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吸引著億萬人的注意──沒有什麼比這更大的事了。1952年，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張愛玲應邀出席。季節是夏天，會場在一個電影院裡，記不清是不是有冷氣，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任何事物都有複雜性，不像一般觀念所理解的那麼簡單。左翼陣營裡也不乏張愛玲的讀者，「左聯」元老派的夏衍就是一個。抗戰結束，夏衍從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出了個張愛玲，讀了她的作品；解放後，他正好是上海文藝界第一號的領導人物。這就是張愛玲出現在文代會上的來龍去脈。夏衍從不諱言自己愛才，但用「左」視眼看起來，也就是「右傾」，「溫情主義」。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夏衍親自兼任所長，我被委任為他的副手。他告訴我，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我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後來夏衍調到文化部當副部長，我還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裡，購了《傳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給他。 　　

生活是個謎，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著許多秘密和未知數，何況是身外冷暖，背後文章；加上彩鳳折翼，靈犀失明，大陸長期與世隔絕，被海外視為「鐵幕」，彼此缺少瞭解，也就無怪其然了。

人沒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點一滴的經驗，常要用痛苦作代價，這就是悲劇和喜劇的成因。時間蠶食生命，對老人來說，已經到了酒鬧燈囗的當口；但是，感謝上帝，我們也因此能夠看得寬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當然不見得，老糊塗多的是。專門研究張愛玲的唐文標教授，說「張愛玲寫作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她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可說是陰差陽錯，也許亦是她自己所決定的。」這話說得好，但也還可以推敲，因為同實際有距離，原因也是由於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傾城之戀》裡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如果不嫌擬於不倫，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汽，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譬如建築，只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迴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只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的文學生涯，輝煌鼎盛的時期只有兩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幸與不幸，難說得很。

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足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往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性。

今年1月，我在香港，以鬯伉儷賞飯，座上有梅子、黃繼持、鄭樹森，茶餘酒後，談到了張愛玲。我說她離開大陸，是很自然的事，對社會主義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則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國內曾經「運動」成風，到「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完全沒有必要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為此代她慶幸。但對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不像出於《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作者的手筆，我很代張愛玲惋惜。並不因為這兩部小說的政治傾向，我近年來有一種越來越固執（也許可以說堅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這一類有關信仰的問題，應當彼此尊重，各聽自便，不要強求，也決不能強求。誰如果確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別人反對。《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無論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於虛假，就必定導致在藝術上繳械。張愛玲在這兩部小說的序跋中，力稱「所寫的是真人實事」，而且不嫌其煩，縷述「故事的來源」，恰恰表現出她對小說本身的說服力缺乏自信，就像老式店舖裡掛「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一樣。事實不容假借，想像也須有依托，張愛玲1953年就飄然遠引，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這裡不存在什麼秘訣，什麼奇跡。海外有些評論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讚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後面的黑暗，如獲至寶。但這種暴露也是膚淺而歪曲的，在國內讀者看來，只覺得好笑。新社會不是天堂，卻決非地獄。只要有點歷史觀點，新舊中華之間，榮枯得失，一加對照，明若觀火。現在中國正在吸取過去的教訓，滿懷信心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可以告慰於真正悲天憫人、關心祖國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三十年風馳電掣般過去了，作為張愛玲的忠實讀者，我多麼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鎖記》，新的《傾城之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有完。」

我在北方湛藍的初冬，萬里外，長城邊，因風寄意，向張愛玲致以良好的祝願，親切的問候。

（選自《墨磨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7月版）

（http://www.bwsk.net/xd/k/keling/000/016.htm）

《遥寄张爱玲》的不同版本

柯灵先生骨灰归属之争官司刚刚在上海尘埃落定。此前，张爱玲《小团圆》问世，小说中“荀桦”的原型是否柯灵，又如何理解，也颇有争议。笔者由此联想到他的名文《遥寄张爱玲》的不同版本。

凡是对张爱玲其人其文感兴趣的，一定知道发表于1985年4月号《读书》的《遥寄张爱玲》。这篇文情并茂的“遥寄”，虽然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似无反应，却一直被认为是内地文坛为张爱玲“平反”的第一声。1989年3月，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郑树森教授编选的《张爱玲的世界》，打头阵的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

然而，在《遥寄张爱玲》发表整整24年之后，笔者才知道最初发表此文的刊物不是大名鼎鼎的《读书》，而是1985年2月《香港文学》第2期。《香港文学》是刘以鬯先生主编的，他是柯灵的老朋友。刘以鬯在“编后记”中说：“柯灵为本刊写的《遥寄张爱玲》，道人所未道，有助于正确认识张爱玲的文学道路。”换言之，正是刘以鬯的约稿，才催生了《遥寄张爱玲》！这也是笔者以前所不知道的。

虽然只相隔短短两个月，但《读书》发表的《遥寄张爱玲》已与《香港文学》所载有所不同。此文倒数第三段批评张爱玲上世纪50年代初到香港后的创作，其后半部分，《香港文学》版是这样的：

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读书》版把这段话改为：

新社会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观点，新旧中华之间，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现在中国正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这是可以告慰于真正悲天悯人、关心祖国休咎的海外同胞的。

这说明柯灵对张爱玲的批评变得更为委婉。到了1987年3月，台湾《联合文学》第29期转载《遥寄张爱玲》时，这两段不同的话连同整个第三段都不见了，这就出现了《遥寄张爱玲》的第三个版本。这样大幅度的删改显然是《联合文学》编者所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学者高全之先生在《张爱玲学：小说张爱玲 张爱玲小说》（2003年3月台北一方出版公司初版，2008年10月台北麦田出版公司增订新序版）中谈到此事时披露：“承郑树森教授赐告，当时顾及台湾政治敏感，文章曾经编者删修，我才注意到海峡两岸版本不同。”

两年后，收入《张爱玲的世界》一书的《遥寄张爱玲》也正是这个“删修”版，不过，编者加了一个“编按”：“现据柯灵先生1988年删改稿重刊”。然而，这个“删修”版不是《联合文学》编者删节后于1987年发表的吗？怎么会是柯灵1988年自己删改的？令人困惑，可惜已无法当面向柯灵先生请教了。后来柯灵在台湾出版散文集《隔海拜年》（1992年9月台北业强出版社初版），书中所收的《遥寄张爱玲》也就是这个“删修”版，看来这个“删修”版确实得到了柯灵的认可。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遥寄张爱玲》有了三个不同的版本，这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为海峡两岸的各种选本所选刊，这在研究张爱玲的历史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其间的曲折除了《张爱玲学》作者高全之，似还没有引起其他张爱玲研究者的注意。

未经删节的《遥寄张爱玲》倒数第三段其实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柯灵在文中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和《秧歌》、《赤地之恋》相比较，认为后者的“致命伤在于虚假”，高全之在《张爱玲学》一书中对此有所批评，见解颇有启发。不过，柯灵先生在这一段中强调：“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我是赞同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時代在線》2009年10月22日）

石曙萍：從女工到畫家 ──張愛玲母親晚年在倫敦

中國現代女性小說家張愛玲母親黃逸梵主動提出離婚、請律師辦理，在當時大膽且前衛；黃逸梵經歷赴英生活、至巴黎學畫、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在馬來亞僑校教書、在印度做翻譯，一生極其精彩。（石曙萍提供）

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張愛玲在小說《留情》中這樣寫道，「然而敦鳳與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還是相愛着」。這句話，用於張愛玲母女間的感情，也正合適。張母黃逸梵，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最早留洋的先驅女性之一。她出身名門，優雅美麗，社交廣泛，又敢於走出封建婚姻，遠赴英倫。她到巴黎學畫，與徐悲鴻、常玉為友；雖是三寸金蓮，卻在阿爾卑斯山滑雪，滑得比天足的小姑還要好；又在馬來亞僑校教過書，在印度做過尼赫魯兩個姊姊的翻譯，「都很過癮」。她的一生，過得比張愛玲更為精彩。張愛玲從小以一種仰望的姿態深愛着母親；但母女相處中諸多瑣碎的難堪，猶如華麗睡袍上的蚤子，令她一生不曾釋懷。

一九五七年，黃逸梵在倫敦病故，身邊無一至親。六十二年過去了，張家或黃家，從未有人去倫敦的墓地尋找或探望過她。曾經她那些英倫的友人，交情或深或淺，皆早已零落散去，不知所蹤。黃逸梵靜靜地，棲身在倫敦一座古老的墓園裏，一直無人問津。

幾經周折，我終於在不久前找到了黃逸梵的墓地，前去拜訪這位被遺忘了半個多世紀的傳奇女子。正是人間四月天，黃昏的暖陽落在墓園前馬路邊的法國梧桐樹上，恍惚是黃逸梵年輕時住過的上海法租界。我來到墓園最深處的玫瑰花園，在刻有黃逸梵名字的小小的石碑前默然良久。這位獨立而勇敢的傳奇女子，一個人在這裏，這麼多年了。她應該不曾想到，會有人穿過時光的塵埃尋覓她的芳蹤。我把帶來的一束白玫瑰，輕輕獻上。若她泉下有知，或能有一絲絲安慰。

黃逸梵在紀念花圓牆上的石碑。（石曙萍提供）

一、 入籍證書：「女工張逸梵」

黃逸梵曾前後三次赴英，生活了前後十三年，最後在倫敦病故。

一九二四年黃逸梵陪小姑張茂淵赴歐。「她終於藉口我姑姑出國留學需要女伴監護，同去英國，一去四年」，一九二八年由英國返回上海。《對照記》圖六張愛玲這樣寫到：「我們抱着從英國寄來的玩具。他帶着給他買的草帽。」文中沒有注明年分，但張愛玲姊弟的樣子，看起來不過三、四歲，應該就是一九二四年黃逸梵赴歐不久後的事。《對照記》中圖十三是黃逸梵，張愛玲在下面注明說：一九二六年在倫敦。可見，黃逸梵第一次出國應該是英國。期間可能也去了法國旅行，《對照記》圖十一的文字又提到她去過瑞士滑雪。

一九三二年，黃逸梵隻身到法國。一九三三年徐悲鴻夫婦第二次到法國時，與黃逸梵同住在巴黎第十五區的一幢樓。雙方是早前在南京相識的故友。蔣碧薇在《我與悲鴻》中回憶，自己曾在夫妻鬧矛盾無處可去時，在黃逸梵屋中過了一夜。此次到法後，黃逸梵到過英國的線索目前所知只有一次。二Ｏ一九年一月四日的《每日頭條》的《「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你還能記起幾位》一文顯示：一九三六年春，黃逸梵曾以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員的身分，參加「巴黎中國留法藝術學會英倫中國藝術展覽會參觀團」，到倫敦逗留過六天。除了中國藝術展覽會之外，黃逸梵還和其他會員一起，參觀了多家博物館、畫廊、私人藏家以及英國皇家美術學會。同年底，黃逸梵從法國繞道埃及與東南亞回國。

黃逸梵一九三Ｏ年中葉在法國時期的照片，出現在今年一月的「先驅之路』：留法藝術家與中國現代美術展。（石曙萍提供）

一九四八年，黃逸梵到吉隆玻，於年底重返英國，原因之一是英國有良好的福利制度。這次抵英後，黃逸梵長居了九年，直到一九五七年離世。

黃逸梵在英國的生活一向鮮為人知。我從英國的國家檔案館開始查找。最先找到的，是黃逸梵的英國入籍證書。我驚訝地發現，上面有很多令人費解之處：首先，黃逸梵入籍的名字是Yvonne Chang（張逸梵）。其次，上面寫黃逸梵的出生年分竟然是一九Ｏ五年。再者，黃逸梵填寫的父母名字並非完全屬實。最後，入籍證顯示她的職業為machinist（機械女工），住址卻是倫敦肯辛頓區一處高尚住宅區。這都是為什麼？一張入籍證書，疑團重重。

黃逸梵於1956年8月27日加入英國國籍。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收藏的入籍證書上，她的姓名一欄寫着：Yvonne Chang（張逸梵），曾用名Yvonne Whang（黃逸梵）。當時，距離一九三Ｏ年與張愛玲父親張志沂離婚已過去整整二十六年了，她卻還在官方文件裏自稱Yvonne Chang（張逸梵）。在一九三Ｏ年的上海，女方主動提出離婚，並果斷地請了英租界的洋人律師辦理，是非常大膽而前衛的事。用九莉的話來說，「家裏有人離婚，跟家裏出了個科學家一樣現代化」。當然，這與黃逸梵有足夠的陪嫁和分得的大批古董有關，更與她超出同時代人的先鋒意識有關。但這樣一位現代娜拉，為何拖拖拉拉二十六年，仍對張太太的名分戀戀不捨？

保留夫姓，是因為內心對前夫一直餘情未了麼？我們在《對照記》圖三的文字中得知，張愛玲後來收到的遺物中，有一張黃逸梵收存的前夫照片，大約是張志沂在直奉戰爭時寄去給首次出國的妻子的。張志沂並不想離婚。在張愛玲的回憶中，父親始終對前妻懷着柔情。黃逸梵也並不那麼絕情，離婚前幫丈夫戒了毒癮，把他從死亡的邊緣救了回來。離婚後也是相當通達大方，告訴張愛玲不要恨父親。記者林方偉在《傳奇的傳奇──五封信解碼張愛玲之母異鄉晚景》中提到，黃逸梵曾這樣勸說邢廣生：「如果有合適的人和你同志，愛你的才，不是愛財，那就千萬別怕人言，還是結婚的好，不要像我，太自傲了」。這樣看來，晚年的黃逸梵還是嚮往婚姻和家庭的。但言辭之間，並無對當年離婚的悔意，只透露出因「自傲」而曾錯過姻緣。若是這樣，她也沒有理由一直保留着「張」姓，稱自己為Mrs. Zhang（張太太）。

這個費解之謎或有一個解釋：張愛玲在《小團圓》裏寫蕊秋到香港的一所教會學校看望寄宿的盛九莉：「亨利嬤嬤知道她父母離了婚的，但是天主教不承認離婚，所以不稱盛太太，也不稱小姐，沒有稱呼」。天主教徒不能離婚，因此身在英國的黃逸梵沿用夫姓，或以此緩解與周圍人交往時的尷尬？

另一個謎團是她的出生年月。中國國內的資料顯示黃逸梵出生於一八九六年。但英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黃逸梵入籍證書上，出生年月一欄卻寫着：一九Ｏ五年二月四日。相應地，她的死亡證書顯示去世年齡為：五十二歲。我先收到檔案館發來的死亡證書，以為年齡被算錯了，後來看到她的入籍證書才明白緣由。

一九Ｏ五年二月四日若是黃逸梵出生的真實年月，照這樣推算，黃逸梵在十五歲時就生下了張愛玲。張愛玲的祖母二十三歲才定親，若母親十四歲就嫁人育子，為何張愛玲從未在文字中提及？再則，一九二四年時黃逸梵如果是以十九歲之齡做小姑出國的監護人，似乎也顯得勉強。

《聯合早報》記者訪問邢廣生時得知，黃逸梵在馬來亞時，大家都知道她的年齡：「黃逸梵一九四八年從上海重返新加坡，經南洋女中校長劉韻仙引薦，到吉隆玻坤成女中教書。……兩女結識時，邢廣生二十三歲，黃逸梵五十一歲。」「……黃看起來消瘦、憔悴、疲累，黃在吉隆玻的鄰居叫她『老太婆』（old lady），氣死愛美的黃逸梵。」按照年分計算，一九四八年黃逸梵應該是五十二歲。可能邢老師記憶有誤，但顯然與實際出入不大。而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中也提到母親是十九歲時結的婚：「張御史的少爺，黃軍門的小姐，十九歲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一九二四年夏天，我母親二十八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看來，黃逸梵很可能是到英國之後，才修改了自己的出生年分。 那麼，為什麼黃逸梵要刻意隱瞞年齡，為自己「減齡」九歲？

一九四八年底再度入境英國時，離她上次來英國已十二年了。黃逸梵不再年輕貌美，經濟情況也大不如前。難道，她特意修改出生年分，是為方便申請工作及成為公民？本來東方人就比西洋人顯得年輕，五十一、二歲說成四十三歲，也不難讓人接受。而黃逸梵如何修改護照上的出生日期，又是一樁懸案。

入籍證書上父母一欄，黃逸梵填寫的是「Shih Sheng and Shih Chang」（盛氏及張氏）。這相當令人困惑。黃逸梵父親姓「黃」，「張」是前夫父親的姓。為什麼她不填寫生父的姓？而她前夫母親姓李；自己生母姓氏不詳，難道姓「盛」？張愛玲《小團圓》裏的女主角九莉也姓「盛」，莫非兩者有什麼關聯？顯然，這入籍證書上的父母姓氏有被亂點鴛鴦譜的嫌疑。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上，黃逸梵「亂湊」了一對父母給自己，很是有些頑皮。

入籍證書是黃逸梵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簽署的。英國的移民法令顯示，當時在英國住滿五年就可申請國籍。黃逸梵卻在居住了八年後的一九五六年才成為公民，原因不詳。

檔案館同時寄來的，還有一份入籍宣誓書。當時英國法律規定，拿到入籍證後的一個月內必須向女王宣誓效忠，否則入籍證書就無效。於是，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黃逸梵在離家不遠的18 Shepherds Bush Green宣誓效忠，宣誓內容如下：「我，張逸梵Yvonne Chang，曾用名黃逸梵Yvonne Whang，對着萬能的上帝發誓，將對伊莉莎白二世女王以及她的後代及繼承者忠誠不渝。」宣誓處距離她Upper Addison Gardens的住址步行約五分鐘，大概是當時這個街區的地方政府部門所在地。英國內務部遂於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宣誓書上敲章，黃逸梵這才算正式註冊為英國公民了。此時，離她告別人世，僅剩最後一年光陰。

一九五六年，張愛玲三十六歲，是她赴美後的第二年；也是黃逸梵一九四八年抵英後的第八年。當時黃逸梵身體尚可，還未被診斷出癌症晚期。八月十四日，張愛玲與賴雅領取了結婚證。兩周後，遠在大洋彼岸的張母黃逸梵拿到了英國入籍證。

黃逸梵的入籍證上還透露了另外兩個重要資訊：

首先是職業。入籍證書注明黃逸梵的職業為machinist，意為機械師或者技術工人。以黃逸梵當時的年齡及體格，操作機器怕是無法勝任，最有可能的是在工廠流水線做製作工人。這並非為了體驗生活，也與時尚設計相去甚遠。黃逸梵的遺囑顯示，她晚年曾舉債度日。一九五Ｏ年代的英國剛從戰爭陰影中走出來，出生率下降，戰後勞動力缺乏，生活的貧困促使大量女性包括已婚主婦走進工廠。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黃逸梵，這位出生名門的貴族小姐，因為生計，也和很多英國本地女性一樣，進工廠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對照記》圖十一，是黃逸梵少女時代手執紗扇和婢女的一張合影，下面是一雙三寸金蓮。配圖文字這樣寫道：「珍珠港事變後她從新加坡逃難到印度，曾經做過尼赫魯的兩個姊姊的秘書。一九五一年在英國又一度下廠做女工制皮包。」我們因此大約可知，黃逸梵在一九五一年曾去工廠做工。可見，一九四八年抵英後，黃逸梵很快就經濟困窘，第三年就出去工作了。從她跟邢廣生老師的通信中可知，黃逸梵在不同的工廠上過班，時有停停歇歇。

黃逸梵有很強的動手能力，早年學過洋裁、車衣。在新馬時她專門搜羅了一些珍貴的蛇皮，打算自己設計皮包。《對照記》圖十一裏張愛玲這樣寫：「她信上說想學會制裁皮革，自己做手袋銷售。早在一九三六年她繞道埃及與東南亞回國，就在馬來亞買了一洋鐵箱碧綠的蛇皮，預備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島後她去新加坡，丟下沒帶走……她戰後回國才又帶走了。」而一九四八年，黃逸梵從新加坡到吉隆玻，在坤成女中教書時，所教的課程就是手工──雖說因學歷資格限制，但也可見她的長處所在。因此在英做工時，選擇去皮包廠，後來也去過製衣廠，而不是其他行業，也可能和她的興趣相關。

當時年老體弱的黃逸梵，面對這份工作，似乎也能勝任有餘。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致邢廣生的信裏，她透露了很多資訊。比如午餐時間還可以有精力寫信，放工後也還有力氣去見朋友。如果做得不愉快，還可以炒了老闆魷魚。雖然是底層的工人，黃逸梵還是有着一定的自由與尊嚴。這大概是除了福利好，西方現代文明的又一個好處了。

張愛玲母女，都是非常堅強獨立的新時代女性。挾着滿箱古董的黃逸梵，在出走後的世界裏，一度瀟灑逍遙。到了晚年落魄，亦能淡定，自己煮飯洗衣、找房子、搬家、找工作。張愛玲也是在出國後發現了自己的生活能力。從香港赴美的旅程中，張愛玲在寫給鄺文美的信中，這樣描述中途在神戶下船時的經歷：「一個人亂闖，我想迷了路可以叫的士。但是不知道怎麼忽然能幹起來，竟會坐了電車滿城跑，逛了一下午只花了美金幾角錢，還吃咖啡等等，真便宜到極點。」之後在美國，張愛玲這位在上海時連路都不認得的大小姐，更是親自動手油漆房子、做衣服、煮飯、殺蟻蟲，甚至後來長期照顧大小便失禁的賴雅，很有頑強的毅力。只是，與母親不同，張愛玲從來不曾輕鬆愜意過，肩膀上總扛着生計的重擔，甚至後來為了養家糊口，眼睛出血還在寫稿子。偶然看電影、逛櫥窗、自己動手做衣服，就是娛樂了。在感情方面，與母親的情人眾多不同，張愛玲很是單純。夏志清在《張愛玲在美國──婚姻與晚年》一書的序言中，充滿了憐惜地寫道：「……在愛情這方面，張自己從來不採取主動，人家找上門來，她就被感動了。……跟定了一個男人，也就不想變更主意。假如丈夫病了，她就一人咬緊牙關奮鬥下去。」

黃逸梵的入籍證書上顯示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住址：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 London W14 8AL。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黃逸梵致邢廣生的信，就寫於此處。

邢廣生回憶說黃逸梵晚景淒涼。她曾拜託在倫敦讀書的學生前去探望，學生回來匯報說：黃逸梵住在地下室。「地下室」，給人印象通常是黑暗陰冷，逼仄狹小。但若正是這處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居所的話，那麼黃逸梵的生活很可能並沒有那麼潦倒。這一處房產是相當高級的住宅。即使是地下室，也與我們通常想像中暗無天日的那種有所不同。

從英國大都會檔案館的資料可以查到，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這一整條街，都是在維多利亞時期由一個大家族購建的高級私人公寓。建造時間在十九世紀中期。無論地理位置還是房子結構，這條街的房子都相當上乘。此處在環境優雅的肯辛頓，屬於倫敦的第二區，距離肯辛頓王宮只有一‧五英里，步行約半小時。而現今全英最大的室內購物中心Westfield就在這條街的背後，步行四、五分鐘就可以達到。旁邊就是開通於 一九ＯＯ年Central Line 地鐵的Shepherd’s Bush地鐵站，交通十分便利。

這條街完好地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建築面貌。整幢房子有三層，外加一層地下室。每一層有兩個臥室。11A是地下室正對着主要街道的一個房間。這樣的地下室，往往是舊時大家庭傭人的臥室，或是食品、煤炭及雜物的儲存室。也有人家把地下室整理後出租的。黃逸梵大約就是這樣的租客之一。

隔壁12A號的房子正在裝修。裝修工人告訴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都用火爐取暖。地面層進口處過道，舊時有一個添送煤炭的小洞，通往地窖。上世紀七、八十年，隨着電暖以及煤氣的普及，不再需要煤炭，洞口也就都封上了。而儲存煤炭的地窖，就在地下室。也就是說，黃逸梵住的房間隔壁，就是儲存煤炭的地方。她的房間應該不是很乾淨舒適。

11A處在街道平面之下，因房前有專門設計的下沉空間，11A的窗戶還是有充足的採光。而且臥室有兩個大窗戶，面積約三、四平米，和其他樓層的窗一樣寬大。門口還有小小的天井。黃逸梵在遺囑裏提到該處時用的詞語是「flat」，也就是說，她當時還可能有獨立的廚房及衛生間。另外，地下室有獨立的進戶門，提供了很好的隱私性和便利。雖然這間地下室並非暗無天日，但因地勢低，幾乎沒有陽光直射的時間，夏天清涼，但冬天會很陰冷。當時倫敦還是霧都，冬季燒煤取暖。但為了節約開支，當時很多人家，都只是在主樓的起居室取暖，樓上房間還是很冷，更何況是下人住的地下室。

黃逸梵第一次在英國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幾乎同時，老舍也在英國，他於一九二四年秋抵英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直到一九二九年夏離英到新加坡。根據這段生活經歷，老舍寫了小說《二馬》：「在倫敦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分作兩等：工人和學生。工人多半是住在東倫敦，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就不租中國人，更不用說講體面的人家了。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帶的房子和小旅館，還可以租給中國人。」

一九二九年《二馬》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黃逸梵當時正好在上海。馬氏父子在倫敦種種啼笑皆非的故事，喚起了黃逸梵的很多回憶。張愛玲在《私語》裏這樣寫道：「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

當年中國人被歧視，不容易在倫敦租到像樣的房。小說《二馬》中寫為了幫中國人租房，伊牧師對溫都太太陪足了笑臉，房租也比市場價給得高。一九二四年老舍在亞非學院任教的薪水是每年兩百五十鎊，後來才提高到三百鎊，每週約五‧七鎊。亞非學院離大英博物館只有五分鐘的步行距離，但老舍沒住附近，而是與一位洋同事在肯辛頓區的31St.James Garden合租了一間房。一人出房租費，一人出伙食費，這才在經濟上得以勉強應付。

不知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期間，黃逸梵住在倫敦的哪一個區。但以她的家境和性格，應該不會和學生去紮堆住在髒亂差的唐人街，也不會去大英博物館後面的小房子，和嫌棄中國人的房東擠在一起。黃逸梵向來講究房子地段和結構，在上海時她住的愛丁頓公寓、白爾登公寓，都是地處法租界的高級西式公寓。因此也不難理解，一九四八年黃逸梵重返倫敦時，會在肯辛頓區租房。而奇妙的是，黃逸梵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房子，與老舍當年在倫敦的住處只隔了一條街，步行只需十分鐘。

學者王賡武的父母當年在倫敦與黃逸梵私交甚密。在記者林方偉的訪問裏，王賡武回憶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倫敦的房租是每週五英鎊。而當時黃逸梵週薪七鎊，雖比一九二四年時老舍的薪水要高很多，但若房租五鎊，她每週僅剩兩英鎊做生活費和交通費，經濟應很是拮据，也難怪她需要舉債度日。

最初租房時，黃逸梵可能經濟尚可，因此講究房子地段與隱私等。後來窘迫時，她大可搬家到更便宜些的區，但她顯然寧願借債，也不願更屈就。貧窮的生活，並沒讓黃逸梵自憐自艾，相反，她的內心依然懷着夢想，充滿了生命力。一九五七年黃逸梵已經舉債度日了，但在給邢廣生的信裏，她竟提到想要在倫敦開一間中國咖啡館。這與《小團圓》裏的蕊秋甚為相似。一無所依的蕊秋曾對九莉說：「悲觀者稱半杯水為半空，樂觀者稱半杯水為半滿，我享受現在半滿的生活。」大概是從小良好的家境，或如她所說，血液裏湖南人的勇敢，給了她這份行到水窮處，依然自內而外的從容平和吧。

我前後去了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六次，都未遇見屋主。四月時又去了一次。六十多年前的那位黃小姐依然不在家，街道兩邊的櫻花正開得熱鬧，一樹樹是嫣然的春。風吹過來，落英繽紛，滿地是失落的往事。隔壁十二號的房子，爬滿了紫藤花，是當年黃逸梵從11A出門，一上台階舉頭就見的風景。

這套房子正在英國知名的房產交易網站掛牌出售，裏面有兩個臥室、一個客廳、一個衛生間及廚房。目前這個套房的估價是七十五‧八萬英鎊，租金是每月兩千鎊。我從門上狹小的投信口張望，看得見門後是走道，左邊應該是臥室，也就是11A 當年臥室所在地。右邊是洗手間和廚房，盡頭是客廳。客廳非常明亮，整面牆都是落地玻璃窗，看得到前院修長的竹子。當年黃逸梵租用的，應該是11A的一個房間，客廳是原來11B的臥室，如今打通了成為客廳，看起來寬敞舒適。

門後走廊的牆上掛滿了照片，是一個可愛的西洋小女孩。當年黃逸梵住在這裏時，不知牆上是否掛着張愛玲側顏淺笑的那幀照片。上海康定東路八十七號的張家老宅，如今已變成一個社區文化中心，保存着一個紀念張愛玲的書房，牆上就掛着那幀照片，是黃逸梵出國前挑選帶走的。張愛玲說「大概母親覺得這張最像她心目中女兒的樣子。」

上海康定東路張家老宅裏，至今還保留着紀念張愛玲的一個書房，牆上掛着那張黃逸梵選中帶出國的張愛玲照片。（石曙萍提供）

張愛玲在《私語》裏寫道，八歲那年，母親從英國回來，全家搬到一所花園洋房。母親家裏「藍椅套配着舊的玫瑰紅地毯」，在張愛玲心裏成為美的頂巔。因為愛母親，所以連帶着愛母親住過的英國：「英格蘭三個字使我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藍天紅房，成了張愛玲潛意識裏的一個情結。

「我要比林語堂還出風頭，我要穿最別致的衣服，周遊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過一種乾脆俐落的生活」，張愛玲曾這樣表達自己年少時的野心。從父親家逃離投奔母親後，她就永遠地告別了大房子，開始了公寓生活。很顯然，有自己的房子，是張愛玲在經歷了各種寄人籬下、居無定所後，夢想裏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她一輩子都沒能實現。《小團圓》的結尾，九莉做了一個甜蜜的夢，「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藍的天」。藍天下縹緲的紅房子前，是在夢中快樂很久很久的九莉，和在內心傷痛很久很久的張愛玲。

不知九莉夢中的藍天紅房，背景是否在英國。因為母親，張愛玲從小就與英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還兩次都差點赴英讀書。一次是中學畢業考上倫敦大學，卻因歐戰爆發轉到香港大學讀書。另一次是港大快要畢業，以她優異的成績本可保送到牛津大學免費深造，又因香港淪陷而告吹。但當年，若張愛玲真到英國，也未必能住到英國鄉間帶花園的紅房子裏。黃逸梵第二次到英國，已是經濟窘迫，不要說買房子，就是租房子，也只是一間地下室而已。

黃逸梵對住處的佈置一向講究，在林方偉解讀的信裏教邢廣生如何布置房子，雖然，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Kensington是租住的房子，但在遺囑上，我們知道房間的窗戶、牆壁、天花板、牀上都有裝飾，應該是黃逸梵投入金錢及心思購置裝扮的，所以最後不捨得丟棄或留給房東，而是鄭重地作為遺產留給了一位朋友。

離11A兩、三百米遠的街道一端，有一個紅色的郵筒，在那裏已經一百多年了。黃逸梵寫給遠在馬來亞的閨蜜邢廣生、及在美國的女兒張愛玲的很多信件，應該都是從這裏寄出的。

倫敦upper addison gardens 街上的郵筒。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病重前寄給女兒及友人的信，大概皆由此寄出。（石曙萍提供）

自知不久於人世，黃逸梵曾發電報希望能見女兒最後一面。在司馬新《張愛玲與美國──婚姻與晚年》中這樣寫道：「（一九五七年）八月中旬，張愛玲從倫敦得到消息，說她的母親病得很重，必須做手術。張寫了一封信去並附上了一百美元的支票。」很多人認為，彼時張愛玲依然對母親有猜疑，以為是藉口要錢。其實不然。母親病重，張愛玲顯然知情。宋以朗在《張愛玲私語錄》的序言中引用了張愛玲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致鄺文美的一段信件原文：「她（張愛玲母親）進醫院後曾經叫我到英國去一趟，我沒法去，只能多寫信，寄了點錢去，把你與《文學雜誌》上的關於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後來她有個朋友來信說她看了很快樂。」

《小團圓》裏有一段描寫，九莉編劇的電影正式上演，楚娣九莉陪着蕊秋一同去看，蕊秋竟很滿意。九莉心裏納罕：「她也變得跟一般父母一樣，對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滿足。」母親病重，張愛玲能夠做的，是「只能多寫信」，並且寄了別人評論自己及作品的文章給母親閱讀。儘管張愛玲不一定情願承認，這份帶着許多苦澀的「炫耀」裏，其實有着她給已走到生命終點的母親，難得的一份深情。

當時的張愛玲，剛到美國不久，正設法嘗試用英文寫作打開新局面，卻幾經挫折，陷入困頓。司馬新在《張愛玲與美國──婚姻與晚年》中說：「五月張愛玲從司克利卜納獲悉，公司不準備選用她的第二部小說，即《粉淚》。這個消息對她當然是個不小的打擊。她覺得沮喪，終於病倒而臥牀數天。後來她注射了幾針維生素B，到六月初才康復。」幸好有香港的宋淇幫忙，張愛玲開始為電懋（編按：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寫電影劇本，以維持生計。而新婚不久的夫婿賴雅，那時也才從再次中風裏漸漸好轉。應是凡此種種，張愛玲才說「我沒法去」，終於不曾前往倫敦。

如果當年張愛玲來了倫敦，應該就會住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照顧母親，黃逸梵也不用寄居友人處。母女倆說不定可以冰釋前嫌，不僅《小團圓》會寫得很不相同，連張愛玲的整個後半生都可能會有別樣的故事了。只是，無論如何，在張愛玲內心最深處，母親帶給她的創傷，都從未消褪過。她在給鄺文美的信裏曾尖銳地寫道：「朋友是自己要的，母親是不由自己揀的。從前人即使這樣想也不肯承認，這一代的人才敢說出來。」母親似乎從來也不是她人生裏第一要緊的事。母女之間的感情，也沒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令她拋下一切，甚至設法借錢買機票，飛赴倫敦。

多年後的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寓所悄然離世，同樣孑然一身。相較於母親，臨終前曾希望再見她一面，張愛玲是真正的孤零零。她沒有人可以見，或根本不想見。她或許，也在最後的日子裏，想起過當年的母親。但和當初狠心不去倫敦一樣，張愛玲大概早就凜然地準備好面對絕世孤獨。「……我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關起來。」這是《小團圓》裏，蕊秋對遭遇情傷後的九莉說的話。如果這不是黃逸梵因太瞭解女兒而提出過的勸誡，那麼就該是張愛玲借蕊秋之口對自己後半生的預言。張愛玲從未於童年時代的傷痕中自我修復。她一生的自我禁錮，或是一場對抗母親的自我放逐。

二、英國友人：患難見真情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代筆寫給邢廣生的信裏，黃逸梵提到出院後會住到朋友家。信末注明這位朋友是巴登夫人：Mrs. Margaret Barton, 地址是8 Eliot Park, London, SE13。這封信也提到，黃逸梵當時病中身體衰弱，幸虧巴登夫人在旁照顧。

黃逸梵出院後，是否去了巴登夫人家，我們不得而知。一九五七年八月底，黃逸梵就住在34 Dorville Crescent了。照這樣推算，若黃逸梵曾去巴登夫人家休養，時間最多不超過三個禮拜。

從谷歌地圖上查看8 Eliot Park, London, SE13，顯示的是格林威治區一幢普通三層樓房，看起來像是二戰後的風格。與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 相比，顯得很寒酸。從漢默史密斯站Hammersmith坐地鐵District line到Cannon Street, 再換乘火車，需要一個多小時才到Lewisham車站。我碰巧下錯車到了倫敦橋站London Bridge，從這裏有向東的高速火車，總共四十幾分鐘就到了Lewisham車站。從這裏步行，上一個小山坡，走五六分鐘就到8 Eliot Park。格林威治鄉村比肯辛頓區要幽靜許多，沿路的房子大都是獨立的house，不是倫敦市中心比如肯辛頓區或漢默史密斯區連棟而造的terrace房子。轉入Eliot Park，右手邊就是和谷歌地圖顯示的一樣的房子，門上有號碼8， 卻沒有路名。沒人應門，我在門口拍了張照，轉身打算走了，回首卻驀然發現，馬路對面房子牆上有 Barton House 的字樣。

Barton House？我腦中馬上跳出了黃逸梵信中提到的友人名字：Margaret Barton 。如此巧合，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經過再三確認，房子門牌號，甚至房子前的垃圾桶上，都清清楚楚地寫着「8 Eliot Park」，這才恍然：原來，這才是我要找的8 Eliot Park。

和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的排屋不同，這是一幢豪華的獨立小洋房。房子是典型的維多利亞風格：棕色磚牆、上下開的框格大玻璃窗，外牆上還有簡潔的希臘風格裝飾。房子主樓三層，加一層地下室。左右各有側翼。房後有寬敞的花園，地面層和地下層都是落地長窗，看起來很是氣派。抱着試試看的心情，我按響了門鈴。四、五分鐘後都沒人來應門。我就四處拍了幾張照片，正打算走，門卻開了，是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士。我開口就問他是否是巴登家的後人，他笑着告訴我他們去年才剛買了這幢樓。在得知我的來意後，他補充說，這棟房子是國家保護級建築，任何外觀上的改動都須事先申請才可進行，而一般來說很難得到批准。也就是說，如果一九五七年九月初黃逸梵出院後曾來此小住，那麼當時房子的外部情形和現在我所見的，幾乎一樣。

當然，裏面的裝修隨着屋主更換而各異了，但外觀及基本結構，自一八六Ｏ年至今都不曾變過。之前房子從內部裝修隔成兩個單元分別出售，但現任屋主買下了整幢樓，打通了兩個單元，重新恢復成最初的內部結構。從現在新屋主半開的門，能看見裏面富麗堂皇的大廳、白色水晶吊燈，以及廳中盤旋而上的樓梯。這裏顯然比之前黃逸梵住的兩個住處都要寬敞舒適得多。六十多年前的巴登夫人，家道殷實，是這幢洋房的女主人。

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托人寫給邢廣生的信裏，黃逸梵這樣寫到：「……大約兩天後可以出院，先住在一位友人家（地址會寫在後面），食物等可得她照料，比住在Nursing home（療養院）好……。」那時她剛動過第二次手術，有些恢復，能夠慢慢行走了。信中所指的友人家就是此處巴登夫人的家。在這裏，黃逸梵特別地強調了「比住在Nursing home（療養院）好。」

英國的Nursing home，是給貧病孤老者居住的地方，包括二戰中重傷殘疾的單身老兵。我的鄰居Keith現在已經近八十多歲了，獨自一人生活。五十年代中後期，他就在倫敦切爾西的一間Nursing home當護士，離後來黃逸梵住的Nursing home不遠。如今的他退休在家，患有帕金森綜合症，發病時渾身震顫，甚至神志模糊。我有一次去串門時，正好他突然發病，他很努力地用顫抖的手關掉正在煮飯的煤氣，憑着最後的意志力踉蹌着跌落到沙發。他不願和兒女一起住，可是為什麼不去政府的療養院呢？Keith慢慢恢復平靜後，含着淚告訴我，他曾在Nursing home工作了十八年。他看到那裏的病人，白天就只是在同一個房間裏，坐在沿牆排成四方的椅子，從清晨到黃昏，沉默無語，木然幹坐。房間前方，放着一個小電視機。這些人每天就悄無聲息地坐着，盯着電視機，其實根本不關心是甚麼節目，只是空耗着，等待死亡的來臨。這樣的景象，Keith看了十八年，心理上極為抗拒。在他心目中，Nursing home意味着等待死亡。他害怕那樣一起枯坐等死的一天又一天。所以到了晚年，無論多麼糟糕，他都堅決不肯去療養院，寧可一個人住在政府的福利房裏。黃逸梵如果去了療養院，想必也是如此的情形。在未到絕境時，她當然選擇去朋友巴登夫人的家，多少還有點生機與熱鬧。

不知道黃逸梵是如何與這位巴登夫人相識的，可能是在教堂或者畫廊認識的朋友？我也曾查詢很多資料，找到一份一九二五年女方主動要求離婚的法庭檔，年分上大體合適，但最終才發現只是同名同姓，終究不是這一位巴登夫人。

黃逸梵很幸運地收穫了很多英國友人真摯的友誼，包括這位家境優渥的巴登夫人。不知黃逸梵是如何與這些英國人相識的。一九三三年陪徐悲鴻在倫敦小住的蔣碧薇曾這樣回憶：「英國人絕對不像法國人那樣，對我這個不常見的東方女性投以好奇的眼光，同時他們不輕易與人交；但如結交了朋友，則又非常地重視友誼，不像法國人。」顯然，黃逸梵的這些英國朋友，都很用心與她交往。

巴登夫人無疑來自當時社會的中上層階級，會跟一個社會底層的女工做朋友，很是匪夷所思。而從信中我們也得知，巴登夫人曾去醫院照顧病重的黃逸梵；等黃逸梵出院，她也慷慨地帶回家加以照料，真是雪中送炭的深情。當時的黃逸梵，雖是一代名媛，但落魄已久。難得她並未妄自菲薄，也並不封閉自己。她應是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才會在落難時，依然擁有並坦然接受許多朋友的真情。就這一點而言，黃逸梵比張愛玲活得溫暖多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黃逸梵再次住院，托前來探望的友人代筆，寫信給邢廣生，說自己住在朋友泰勒夫人家，回信地址是：Miss Y, Whang , c/o Mrs Taylor, 34 Dorville Crescent, Hammersmith, London W6。這是黃逸梵生前給邢廣生寄的最後一封信。此時她寄住的泰勒夫人家。從這個留下的通信方式來看，很顯然信件需要Mrs Taylor轉交，可見黃逸梵並不是這裏的正式住戶。原因可能是如她信中所提到的，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住處無人可照顧她。而Mrs Taylor可能是她的另一位朋友，接替巴登夫人照顧她。

南洋學者王宓文夫婦曾在倫敦與黃逸梵私交甚密。王先生的兒子王賡武，後來成為知名的歷史學家，曾任香港大學校長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當時王賡武剛好結束在倫敦的博士學習，臨回國前受父母囑咐，前去看望黃逸梵，就是在此處。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這封信裏這樣口述：「黃宓文的少爺上星期三趕來看我，送了一張棉被，一件皮上衣，還有一瓶麻油給我。」信中的「黃」皆為「王」的筆誤。當時，黃逸梵就臥病在泰勒夫人家。原本王太太是答應黃逸梵送她中國鍋的，黃逸梵在信裏說：「不想他們送了這種東西來，我又用不着。不過人快死了，中國鍋等東西，也是沒太大用處了。」記者林方偉曾採訪過學者王賡武，他也確認當初去漢默史密斯見了黃逸梵匆匆一面，回憶與黃逸梵信中所述完全相符。

那時候的黃逸梵大概買不到或者買不起中國鍋，而她又想念家鄉口味，曾寫信託邢廣生買中國罐頭寄來。在患病之前，黃逸梵還渴望有中國鍋可煮家鄉小菜，但就是這般卑微的希望都無法滿足。此時，醫生應該很明確地告知了她病情實況。她也已明白自己「人快死了」。

Dorville Crescent這條街的房子是連棟而造的，牆是紅磚，兩層加一個閣樓及地下室，窗戶和門也小很多，牆是紅磚。這是維多利亞時代政府為工薪階層建造的房子，一眼看去就能發現比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簡陋得多，更沒法跟8 Eliot Park的講究相提並論。當年住在這條街上的老人告訴我們，儘管Hammersmith地處倫敦第二區，當年該區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居處。

三十四號的房子在街道的盡頭，門鈴的號碼顯示房子被拆分成三個單元。農曆新年二Ｏ一九年正月初一中午，天正陰冷，我和朋友前去拜訪。按遍了所有單元住戶的門鈴，等了差不多半分鐘左右，都沒有回音。正在灰心之際，門竟然開了，探出來一位三十幾歲的英國女子的臉，金黃的長卷髮散落在肩頭。她是一單元的住戶Katrin。說明來意後，她露出為難的神色，並沒有讓我們進門的意思，說她正在剪頭髮，現在不方便接待。但是我們可以隔天或當晚六點後再來。看起來她並不像是在敷衍，我不願意錯過機會，當即說好傍晚再來。

黃昏六點多時，我們頂着寒風再次去拜訪。這一次Katrin熱情地領我們進了門，她正在給一歲的寶寶洗澡。另外兩個三歲和四歲的孩子，在鄰居家晚餐後剛回來。我送給他們一盒巧克力，三個孩子乖巧道謝後，在一旁玩耍。Katrin則跟我們在客廳喝茶。她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之前的職業背景是劇場管理，這些年在照顧孩子之餘一直致力於慈善工作。二Ｏ一一年她受到一個關於孩子自主學習的TED Talk啓發，創立了一家叫Hello Hub的慈善組織，為偏遠貧窮區域的孩子提供網路自主學習的設施，以解決缺少學校及師資的難題。八年後的今天，她的慈善組織已經在尼日利亞、烏干達、尼泊爾三個國家建立了上百個可二十四小時使用的學習點。

Katrin告訴我們因為先生工作調動，他們正要搬家，此處房子目前正在出售中。而樓上另外兩個單元，一家住戶不在家，另一家不很願意與人來往。我們還是很幸運，可以遇到Katrin。她非常大方地帶我們參觀房子。地面層相當寬敞，現在用作客廳和廚房，與維多利亞時代佈局相似。客廳完整地保留着舊時的火爐。當時沒有取暖器，人們就用煤炭和木頭在火爐取暖。熱氣通過管道從煙囪冒出去。但因為現在房子被分隔成三套，用舊時取暖的火爐易有火災隱患，所以只是用做擺設。除此之外，起居室屋頂的一個燈座，也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原物。那時候沒有壁燈，光源通過這個從分散的小孔灑落。

最讓我有所觸動的，是客廳的一面牆。Katrin說四年前做裝修時，這扇牆前有大約五十公分的隔層。一層一層剝去，竟可看到不同時代的裝飾變遷：從近些年的塗料和隔板，到九Ｏ年代、七Ｏ年代的壁紙，最後竟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牆壁：粗糙的紅磚加上白色的混凝土。這原始粗礪的牆，和聖馬丁教堂地下室的牆壁類似，光禿禿，冷冰冰，讓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黃逸梵當年居住時的溫度。

黃逸梵當時六十一歲，病入膏肓，已無法自理飲食起居，只好寄居在此，仰仗泰勒夫人的照顧。八月的這封信裏，她說道：「我希望能回到自己的房子去……能回家，我就安心了，就是死了也痛快。」這裏的「家」，就是黃在Upper Addison Gardens租住的地下室11A，與泰勒夫人家相距才一、二英里，步行不過二十分鐘，可謂近在咫尺，卻有家難歸。幾天後，黃逸梵被送入了離此處不遠的臨終醫院，一個多月後過世。

當Katrin得知我們懷疑黃逸梵在此可能住地下室時，她就帶我們下樓參觀。三十四號的地下室已經過大改，屋前屋後的花園都往下深挖了數尺，使原本沒有窗戶的地窖有了空間採光。這裏的地窖陰冷得很，通常只用做儲藏室。熱心的Katrin 還幫我打聽到了同一條街的十六號有位八十七歲的鄰居Cyril，住在這裏已經六十多年了，而且他的房子從未做過大的改動。

我們應約去拜訪Cyril，雖然已經八十七歲，老人依然思路清晰，腿腳利索。他的房子完好地保留着七、八十年前的老樣子。地下室是兩個約二、三十平方米的地窖，裏面沒窗，只有三十平方釐米大小的採光口。廁所下水道、煤炭供應入口也在地下室裏。無論採光、通風或者防火條件，完全不適合做臥室。政府也通常會保證住戶基本的安全與舒適。因此，一九五七年在34 Dorville Crescent期間，黃逸梵住在地下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Cyril也在閒聊中談起了相敬如賓的妻子，六Ｏ年代不幸得了胃癌去世。當時她就在離此處不遠的查令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就醫，那是當時的癌症專科醫院。

黃逸梵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住院後，決定到照顧她的巴登夫人家養病，大概因為居住環境和飲食都會比較好。但兩三週後，黃逸梵病情可能惡化，需要多次進出醫院。巴登夫人的家地處東倫敦的格林威治，離市中心有十多英里，相當遠，估計去醫院不是最方便。而34 Dorville Crescent距當時倫敦治療癌症最好的查令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以及之後去的聖盧克臨終關懷醫院，都僅有一兩英里。可能出於就醫的方便，黃逸梵在八月下旬離開了巴登夫人家，而住到了泰勒夫人家。

我們訪問Cyril時，這條街上另一位七十六歲的老人也剛好來串門。兩位老人回憶，一九五七年的倫敦依然是霧都，冬天尤其陰冷潮濕，通常只有起居室裏才會生火取暖，樓上的臥室裏也很冷。地下室就尤其了。五Ｏ年代的倫敦，已有抽水馬桶，但沒有很好的淋浴設施，需要煮水洗澡。很多人也並不經常沐浴。邢廣生當時派去探望在11A Upper Addison Gardens黃逸梵的學生所說的，兩人曾先後用一盆熱水擦身洗澡。留客過夜，睡前煮水簡單擦洗，這可能並非是黃逸梵特別窮困，而是同時代英國平民的日常生活。

那天在告別Katrin之前，她特地告訴我們，門口的郵筒已經在那裏一個多世紀了，黃逸梵生前最後一封托人寫給邢廣生的信應該就是從這裏投遞的。而房子對面的酒吧，從一八四Ｏ年開始營業至今，說不定我們可以去那裏找找其他的相關線索。

Katrin 說的這家酒吧，名叫The Anglesea Arms，正對着34 Dorville Crescent。推門進去，彷彿一下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維多利亞時代的粗磚牆，赭石色的方磚上面是斑駁的粗泥，店裏擺放的是木頭桌椅。牆角古老的火爐正燒得旺旺的，給春寒料峭的夜嗶啪出很多暖意。酒吧裏很是熱鬧，人們在用餐，也有少數在喝酒。我去吧台搭訕，調酒小哥告訴我，七十多歲的舊主人兩年前去世，新的店主則很少來酒吧。他們年輕一代不瞭解以前的事，只知道早年這間酒吧以生蠔出名。我點了杯當時女士喜愛的杜松子酒在視窗坐下來，看得到對面三十四號的房子。五Ｏ年代中期，戰後年輕一代都在追求叛逆和新潮的熱情中，酒吧裏應該播放着當時風靡的Rock&Roll搖滾樂。我一廂情願地想像着，在最後一封信讓友人邢廣生要「及時行樂」的黃逸梵，在六十二年前是否也曾推門進來，喝杯杜松子酒聽聽音樂消遣怡情？只是那時，暮年的黃逸梵，貧病交加，正飽受苦痛，實在不可能來這酒吧。她或者會從臥室視窗看到這裏的燈紅酒綠，不知是否會徒增了浮生若夢的傷痛？

＊作者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工作，現旅居英國倫敦。

本文完整內容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19年8月號（印刻出版）

（《風傳媒》2019年8月10）

越若：《今生今世》的版本及其出版史

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最初出版地是在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發行所（出版者）為ジャーナル社。「ジャーナル社」是當地的一家旬刊報社，社長水野勝太郎是胡蘭成的朋友。自序中說：「此書承水野勝太郎先生千金然諾，始得出版，使我感激，而亦感慨。」ジャーナル在日語中有日報、期刊、新聞的意思，但ジャーナル社是個企業名稱，並不能直接譯為「日報社」或「新聞社」。此版《今生今世》分上下冊先後出版，版權頁中上冊時間為「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即1958年），下冊為翌年九月，各頒價400日元。上冊至第五章「漢皋解珮」中的〈兩地〉而止，而該章還有兩節〈大隄行〉〈抗戰勝利〉，則編在下冊。完整的一章如此拆開，不適於閱讀。由此觀之，當初分上下冊可能並沒有特意巧妙地安排，除了全書尚未寫完，也是由於書稿太厚之故罷。下冊末後有跋語曰：「右今生今世，自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三月開始寫，至四十八年三月寫成。文體即用散文記實，亦是依照愛玲說的。承服部擔風老先生為題字，卻誤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罷了。」確如作者說的，該版書名從封面的印刷體到扉頁的手寫題字，都寫作了「今世今生」，但版權頁則又是「今生今世」。封面的印刷體也印成「今世今生」，想必是為了與扉頁的手寫體一致，而作者自認為題錯了，故版權頁還是照其原意。為《今世今生》題字的服部擔風為日本着名的漢學家、書法家，單名轍，字子雲，取仰慕中國北宋大家蘇轍之意，雅號擔風，與水野勝太郎同為愛知縣人。胡先生說「卻誤作今世今生，但是也罷了」，而其實不誤也。漢語「今生今世」一詞，在日文中即是倒過來稱「今世今生」的，就如「介紹」，日語叫「紹介」，諸如此類者還有很多，民國時期因留學東瀛之故，不少文人常將日語引入現代白話文，如魯迅的文章中就很常見。所以初版的「今世今生」其實是「今生今世」的日語寫法。此外，該版《今生今世》全書文字皆採用日本漢字寫法，以及日式標點。所謂日式標點，即全書沒有逗號，只有頓號與句號。

《今生今世》再版，是在初版問世十八年之後的台灣，由遠行出版社出版。遠行出版社其實就是在一年前出版過《山河歲月》的遠景出版社，社長為文藝青年沈登恩。其時為躲避國民黨白色統治的查禁，遠景曾改為遠行，後來又仍改回遠景。1974年5月，胡蘭成因台灣黨國諸公的諸力撮合，經蔣介石默許，以終身教授名義應邀至台北，住在陽明山上。朱西寧偕朱天文上山拜訪後，「張愛玲的前夫胡蘭成現在台灣」之消息一時傳遍文壇。忽然有一天，年僅26歲的年輕人沈登恩慕名登門拜訪。沈登恩自然是為着張愛玲而去的，當時他與好友王榮文剛創立了一家叫「遠景」的出版社，在一席攀談之後，他懇請胡蘭成寫有關張愛玲的事，表示自己願意出版。胡蘭成隨即將手頭在日本出版的《山河歲月》《今生今世》及剛由台灣華岡出版部印行的《華學、科學與哲學》送給了沈登恩，告訴他：你先看看我的書。幾天後，沈登恩再次登門拜訪，簽下《山河歲月》《今生今世》的出版合約。彼時台灣文藝界悄然興起對張愛玲的迷戀，沈登恩拜訪胡蘭成，本意也是看到了這一點。而胡蘭成不想借張愛玲之名而為國人所知，在與沈登恩商議後，決定先出版《山河歲月》，再出版《今生今世》。半年後，經他親自刪改後的《山河歲月》先行由遠景出版。1976年7月，遠行版《今生今世》出版，而當時胡卻已因政局變動不得已而離開了陽明山。該版《今生今世》刪去「漁樵閒話」整章及刪改其餘各章部分內容計約九萬字，與香港的新聞天地社同時分別在台港面市。

遠行版《今生今世》在當時的台灣算作禁書，但並不妨礙其發行，而且一時頗為暢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再版。1986年3月，作者去世五年後，遠行版《今生今世》再版，這時遠行早已改回遠景了，但仍刪節如舊。遠景版《山河歲月》及遠行版《今生今世》的出版，在台灣影響甚大，由於朱西甯及一羣文藝青年的追隨，形成了華語圈內第一批胡粉。他們後來在朱西甯的指導下結社為三三，遙奉遠在日本的胡蘭成為精神領袖，以復興禮樂文明與再建中華為號召，定期組織讀書會活動，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三民主義等，也由此把張愛玲捧上了祖師奶奶的地位。

1990年，為紀念作者去世十周年，以朱天文為首的三三同人提前計劃重新系統而完整地出版胡蘭成的書，出版者是三三書坊，發行者為遠流出版社，而後來三三書坊停止運行，出版與發行皆改為遠流。遠流出版社的社長王榮文是沈登恩的老搭檔，曾經也是遠景出版社的。三三書坊版《山河歲月》《今生今世》甫經出版，沈登恩即以侵權為名把遠流出版社與朱天文一舉告上法庭，在台灣出版界引起了一場版權風波。沈登恩聲稱自己享有《山河歲月》與《今生今世》的永久版權。這其實是台灣早期出版界的一大惡習，即合同中不注明年限，日後自動視為永久有效，此舉後來曾為大陸的一部分出版人效仿。而當時作者胡蘭成早已去世，死無對證，沈登恩暫時棋勝一籌。不過在三三書坊這邊，原本是有一有利於他們的證據的。即胡蘭成生前即與沈登恩約定，並留下了手諭：「余之著書《山河歲月》之版稅全部贈與學生林慧娥……」，林慧娥即仙枝，當時她與朱家已不通音訊多年。與其他名人一樣，胡蘭成過世後，弟子之間多少生出一些罅隙。十年之後，仙枝拿出這份沒有多少人見過的手諭，想幫助三三書坊挽回一局，並趁機與朱家重修舊誼。但沒想到卻因這份手諭而誤會更深。朱家顯然是誤會了仙枝的用意，乃至以為多年無音訊的她拿出一紙胡老師的手諭，是要來爭奪版稅的。其實，對遠景來說，胡蘭成生前，既已按他的意思將版稅匯給林慧娥，而胡死後的十年間，卻再沒有任何人收到過遠景的版稅。如此，遠景即早已失約，既已失約，其合同亦當無效。不過，王榮文畢竟是沈登恩的老朋友，朱家畢竟是台灣文壇的名門望族，官司結果不了了之，惟約定三三書坊的《山河歲月》與《今生今世》售罄後不得再出版，也不得宣傳二書，所以在事實上是沈登恩贏了。

三三版《今生今世》，仿照日本ジャーナル社初版體例，分作上下冊，但在上下冊的界限劃分上卻又不同於ジャーナル社版，而是上冊至第五章「漢皋解珮」而終，這樣整章劃分誠然更有利於閱讀，而三三版又錯誤地把第二章「有鳳來儀」加入到了第一章「韶華勝極」之中，則也許是編輯之疏忽。此外，三三版《今生今世》將遠行版、遠景版刪去的內容全部還原，堪稱完整，不過智者千慮卻仍有一失，三三版還是脫漏了兩個整句，一處是：「隔得兩日，柏生又來，說我那封信等於不寫，要我再寫過，我拒絕了，因為此外我亦實無可寫。」另一處是：「范先生與他總在一道的時候多，或不在一道，亦地方相近，有一年是兩人同道到蘭溪。」另外，三三版單字遺漏的還不少。除此，縱覽全書，三三版又用心良苦地對全文內容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編輯改動，據統計達300多處。三三諸子愛師心切，以己意而改動原文，其原必出於好意，我深信其改動之初衷洵然不壞。但這用心良苦的修改，有很多卻改錯了，反而破壞《今生今世》的韻味與語境，其故或在不曉胡先生的家鄉方言。

在三三書坊出了《今生今世》之後，遠景出版社又於1995年10月再版此書，是為遠景第三版，繼而在1997年9月又出了第四版。可惜的是，遠景第三、四版仍舊還是刪節版。而當時的台灣社會，早已解除戒嚴，步入了民主化道路。但遠景出版社連續兩次再版《今生今世》，仍沒有恢復刪節的內容，這是為什麼呢？似乎頗難理解。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能是當時遠景在事實上贏得了與遠流及朱天文等人的官司，「理所當然」地享有《今生今世》與《山河歲月》的獨家版權，在市場上已無人可與之相爭了。所以才會懶得再去修訂內容，以出版完整的《今生今世》，而至於其幾次更換封面的改版則只是無關的小節而已。以此之故，遠景出版社在2003年11月再版《山河歲月》，亦仍舊是刪節版，甚至連封面都與1975年5月那版一樣，而只在小節上畧作修訂，比如刪去了常磐大空繪、胡蘭成題的那幅原本用來作遠景初版封面而後來印在環襯的「山河歲月圖」。故而，至今《山河歲月》無完整的台灣版，雖三三書坊曾在1990年9月與《今生今世》一起也出版過該書，還原了遠景版抽去而另寫的整章，但三三版卻保留了遠景版對其餘章節內容的刪改。這也從旁印證，三三諸子當年關注的重點在《今生今世》及張愛玲，而對《山河歲月》這部書及胡晚年的哲學論述或許並沒有很仔細地閱讀。

促使遠景再出完整版《今生今世》，則有待於其第四版問世七年後，大陸對此書的關注。2003年9月，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簡體字本《今生今世》，一舉成為暢銷書，而且還名列年度十大好書。雖然社科版《今生今世》也是刪節版，但其暢銷程度卻嚴重影響到了遠景版在華語圈的銷售。沈登恩以與王榮文及朱天文打官司的經驗，也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來律師函，敦促其下架，並且在媒體廣為傳播大陸版侵權之消息。可是社科版得胡蘭成哲嗣胡甯生先生合法授權，胡甯生先生並且配合大陸出版方聲明沈登恩在二十多年間從未支付過版稅而以法定繼承人身份宣佈決定收回遠景的版權。如此，沈登恩並未取得昔年在台灣對付朱家與遠流的成效。所以緊接着在2004年9月，遠景出版了第五版《今生今世》，補入原先刪去的整章「漁樵閒話」及其餘各章內容。遠景第五版還特意在封面中印上了「完整版」字樣，並且保留了原本並非《今生今世》內容而原先為了彌補刪節過多以增加厚度的幾篇隨筆，以示與大陸版之區別。沈老闆還別出心裁地在封面中加上宣傳語：「胡蘭成是鐵杵漢奸？本書將埋沒30年的章節『漁樵閒話』還原其歷史真相，是不是漢奸由您來評斷……」深怕別人不知道胡蘭成的身份似的，別人說說也就罷了，但沈老闆如此大張旗鼓地說，不知胡先生若在世是何感想呢？不知是湊巧還是天意，該版《今生今世》尚未正式面世，而掌門人沈登恩已赴瑤池而去了。可惜這位在台灣戒嚴時期叱吒風雲的出版人僅五十六歲而英年早逝。而這版《今生今世》卻流傳甚廣，繼其問世以來的十數年間，港台自不必說，連大陸的廣大讀書人所閱讀的完整版，也皆拜其所賜。然而其特意標舉為「完整版」，卻並不完整。也許是因為出版匆忙而疏漏，全書有多處原先刪改的內容並未完全恢復，其所脫漏者比三三版還多。此版刪去了書末作者的跋識，顯然是為了與加入的幾篇隨筆自然銜接。而目前市面上仍在流通的遠景版則版權頁寫的出版日期是2009年5月，而從封面到內文皆與2004年9月的第五版完全相同，然其中錯字極多，甚或有人以為是盜版，當是遠景第五版的重印本。

社科版《今生今世》一出，一時影響過大，使作者在其故國成為了「重新出土」而備受討論的公眾人物，從而也形成了華語圈的第二批胡粉。而陳丹青說他是「出土也不宜談論的人」。果然，社科版《今生今世》出版不久，即有人下令使此書銷跡。此後數年間，各地的讀者默默閱讀此書，《今生今世》一時也以電子文本流傳於網路。而今年，胡蘭成已在大陸出版的十多種作品亦竟在一夜間銷跡於無形，似乎又回到了起點。觀此十數年來，從西祠胡同、天涯論壇、豆瓣、貼吧、QQ到微信，《今生今世》的作者其精神生命流亡在故鄉亦久矣，所幸其文章詩書每使人常讀常新。

2010年，讀了幾年胡先生書的我剛從大學畢業，有幸與其哲嗣紀元先生相逢並一見如故。紀元先生鶴髮童顏，對新事物及中國社會發展的形勢與前途極為關注。我們這相差六十歲而同是寅年出生的一老一少竟因讀胡蘭成的書而成了知己。得其信任，蟄居山城的我在工作之餘，始致力於謀求《今生今世》等書的出版。誰知此生便與出版結下了良緣。

終於在2013年順利出版了大陸第二版即中國長安出版社版《今生今世》。該版初稿是我親自負責刪減的，彼時曾與文化公司的總編輯商量，定議只刪議論毛、共部分，保留「漁樵閒話」章節，區別社科版之可刪可不刪皆刪而惟使人覺得此書真是「我的情感歷程」，但也初初刪了幾萬字。後來總編輯不十分放心，囑我與副總編再商議商議，結果以求出版之保障，還是參照社科版，最後也竟刪了約有十萬字。從長安社到遼寧人民，《今生今世》在內前後十二種胡着的出版，歷經五年，其間三易責編，其難洵非具體身經其事者所能想像也。

而在長安版《今生今世》出版之際，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也同時出版且還先於長安出版社發行了繁體版《今生今世》。天地版參照三三版、ジャーナル社版而保留了上下冊的樣式，也補入了三三版所脫漏的句子。其後為紀念作者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槐風書社策劃出版胡氏全集，於2016年7月將《今生今世》收錄於全集中的乙輯。長安版、天地版、全集版，此三版從編輯到出版，也算是都與我有關，然而遺憾的是，我雖一遍又一遍的重讀《今生今世》，卻在2017年底重新翻開小心封存的ジャーナル社版時，才發現三三版對原文字句之改動，進而再讀日本版《山河歲月》，始知三三版《山河歲月》竟也是刪節本。如此，2013年1月出版的香港天地版《今生今世》與2016年7月收錄於全集的《今生今世》，因其文字源於三三版之錄入，而皆不能算是完整之定本了。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槐風書社遂於2018年3月與2019年7月相繼出版了《今生今世》第一版（豎排）、第二版（橫排）。這兩版皆以服從ジャーナル社初版為第一原則，將三三版所改動者及三三版與遠景版所脫漏者皆一一還原，並對全書引文做了校注，對部分難懂的方言加以注釋。豎排本校注與注釋附錄在書後，而橫排本則加在頁眉與頁腳。

如此，《今生今世》至今共計出版了十四版。作者自許：「於文學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學驚動當世，留傳千年，於心終有未甘。」胡先生於心終有未甘的事到底成了漁樵閒話，都付笑談中，而其書《今生今世》及其諸多對文明的反思終將以文學的形式留傳後世。

（微信「槐風書社」公眾號2019年7月9日）

林淇瀁（向陽）所藏的《備忘錄》、《河下游》

《備忘錄》

下午得空，整理舊書，整理出了原以為失散的夏宇《備忘錄》。

兩個版本，一是1984年推出的首版（上圖左），一是1986年的二版（上圖右）。兩版本扉頁（下圖）都有當年夏宇贈書的題簽。

我的書房別在台北和暖暖，搬來運去，常有分散兩處的狀況，在台北發現上冊，下冊可能在暖暖；加上學校的研究室、圖書館的辦公室，真要找書，往往得東找西找。四處也早已書堆氾濫成災，書籍堆疊滿地，最終只能找到算數，找不到算了。

《備忘錄》兩版一起重現，算是今年開年以來最大的奇蹟。（書房說：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林淇瀁臉書二Ｏ一八年七月廿二日）

《河下游》

找出夏宇《備忘錄》之後，劉克襄以「劉資愧」之名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河下游》也悠然游出了。

這是1978年5月德華出版社的版本，當時的克襄，21歲，文化學院新聞系三年級，習詩兩年。我還記得，初識他時，他才18歲，剛進文化不久的新鮮人，冬夜吧，華岡詩社朗誦隊在大仁館排練，我坐在教室的最後排，有一個怯弱的聲音問我：「你們在幹嘛？這是甚麼社團？」就這樣，沒有寫過詩的克襄加入了華岡詩社，經過兩年，出版了詩集。

克襄早熟，年輕時憂鬱內向，我們習慣叫他「鳥仔」，他成名後因而有「鳥人」之稱。從《河下游》出發，如今已是跨越詩、散文、小說與報導(非虛構文學)的名家，前不久還獲《鹽分地帶文學》雜誌選為當代十大散文家之一。他的才氣縱橫，卻以內斂藏之，加上後來的努力與開創，終於走出一片廣大草原。

「資愧」是克襄的父親命給他的名字，相當左派的感覺──資愧，資本主義慚愧是也。這和楊逵為長子命名「資崩」(資本主義崩潰)可相輝映啊。

（林淇瀁臉書二Ｏ一八年七月廿三日）

文自秀：大人有大人的苦衷，小孩有小孩的苦衷。

大人有大人的苦衷，小孩有小孩的苦衷。

昨晚返家，發現電梯邊的梯間有個男孩蹲在地上低聲啜泣，忍不住過去關切，原來是住在樓上的鄰居。

這個男孩，我見過不少次，每次和他一起搭電梯時，都差不多是晚上八點左右。幾次短短的對話中，知道他現在讀國小六年級，男孩的個子很小，身子板很單薄，若不是他說自己已經小六了，會以為他只是個讀小三或小四的中年級生。

「這麼晚才下課呀！吃過晚飯了嗎？」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已經吃過了，謝謝阿姨。」小男孩很有禮貌，但也很羞澀。

後來，一次次從他的口中知道，男孩的爸爸和媽媽開精品店，所以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包含周六和周日，他都必須要去上安親班和課後輔導。每天他出門上學的時候，爸爸媽媽都還沒起床，然後要到臨睡前的半個小時左右，大人才會返家。也就是說，這個孩子幾乎一年365天的早中晚餐，都要靠自己打發。

「你真的好棒喔！」我稱讚著他。

「習慣就好了，謝謝阿姨。」這樣的回答讓我好心疼。

然後我想著一直到升國中，才放心讓他開始自己上下學的小兒子；想著為了擔心他走路，擔心他睡眠不夠，住家乾脆選在學校正對面的小兒子；想著除了三餐之外，每天都要為他另外準備兩份點心的小兒子。

平素這麼獨立的鄰居小男孩，為什麼要蹲在梯間啜泣呢？在我的關切之下，才知道他前天把媽媽給他吃飯的錢弄丟了，連續三天的早上都必須餓著肚子，晚餐就靠著家裡的泡麵和餅乾充飢，還好學校有營養午餐，否則真不知道，這幾天他該怎麼度過？

「跟媽媽道個歉，說不是故意的，不可以嗎？」我問。原來他去年也掉過一次錢，當時被狠狠打了一頓，媽媽對他說，「下次你再掉錢，就餓死好了！」

我從皮夾裡掏出錢，「那這次能不能讓阿姨幫忙你？」輕輕嘆了口氣的他說，「謝謝阿姨，我還是跟媽媽認錯好了，家裡面只剩下一包泡麵，周六和周日，還有六餐要想辦法解決。」原來孩子的啜泣，並不完全是因為害怕媽媽的責罵和挨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要努力鼓足勇氣。

「那能不能先到阿姨家，我幫你簡單弄一點吃的？」

「不用了，家裡還有一包泡麵。」男孩非常堅持。

「好，那阿姨就不勉強你。如果你往後遇上任何問題，記得可以隨時到五樓按電鈴，我家裡有一個大你一歲的小哥哥，相信你們一定可以成為好朋友。」就這樣，我帶著捨不得的情緒回到家裡。

十五分鐘後，小兒子一進門就喊，「媽媽，有什麼好吃的嗎？」我笑笑的拿出準備好的點心，看著他一面吃，一面專心瀏覽著自己頻道的訂閱量與留言。

「原來粉絲比媽媽還重要呀！」我假裝吃醋。

「怎麼會，全宇宙就是媽媽最重要。」他諂媚的朝我一笑。

「還是趕緊去關心你的頻道和粉絲吧！等一下你忙完，媽媽想和你聊聊我剛剛發生的一件事。」兒子點點頭，「好，再給我半個小時。」接著又埋首回到他的螢幕上。
幸福和不幸福，其實都是重複。比方每日重複為愛的人準備點心的幸福，比方每日重複被所愛的人忽略的不幸福…

（文自秀臉書二Ｏ一八年四月廿一日）